如果详细查考《使徒行传》中保罗的宣教旅程，我们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他的策略是在关键性城市中传福音，然后再向周围的城市和乡村辐射，可以简单地描述为“城市向乡村扩展”。从实际的效果来看，保罗的这种策略是非常有效的。

回望中国教会的发展，特别文革及之后中国教会的发展，我们却有可能会得出一个相反的看见。在文革期间，由于受到政治上的逼迫，中国城市教会几乎全部消失，农村教会则处在地下蛰伏的状态。当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宗教政策放开之后，中国的教会开始发展。彼时，城市教会仅限于有限的几所三自教会，而农村教会则如雨后春笋般得以迅速壮大起来，形成了河南、安徽的几大家、几大团队。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的人口也在不断从农村涌入城市。与之相伴的是很多信徒和牧者同工也从农村来到了城市，他们开始在城市里开始传福音、领人归主。这样中国的城市教会就在农村教会的影响下，逐渐又建立起来，直到今天的局面。所以，如果直接来看，我们似乎会看到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宣教策略，而且这种宣教策略似乎也是非常有效的——正是这种策略，使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人数从文革中几乎看不到基督徒到文革后，经过短短数十年的发展，便出现了上千万的基督徒——这可以说是宣教史上的奇迹。

那么，到底是保罗的“城市向乡村扩展”策略更好，还是中国教会经历的“农村包围城市”策略更好？

当我仔细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发现“农村包围城市”并不能算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自发扩展的结果。也就是说，“农村包围城市”并不是在某些特定的人的主张下实现的，而是由许多信徒个体因着个人的迁徙和对福音的热情而带来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换句话说，“农村包围城市”是一种草根式的福音传播方式，是由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门徒们一起推动的。想想在中国社会发生的福音运动，最开始就是从一个农村传到另外一个农村，当农村都传完了，这些人就来到城市，进一步带来城市的复兴。

当我再回过头来阅读《使徒行传》时，我发现其中不但包括保罗的“城市向农村扩展”的宣教策略，也也类似“农村包围城市”的情形。想想安提阿教会，最初是如何建立的？看看下面这段经文：

19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20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有古卷作“也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21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22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23他到了那里，看见　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24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25他又往大数去找扫罗，26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工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

很明显，安提阿教会并不是由使徒建立的，而是由一些不知名的门徒建立的。也许这些门徒并没有想到过要建立安提阿教会，他们就只是在信主后，因着福音的感动就“随走随传”，这样就带领很多人信主。当这些信主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安提阿教会的雏形就出现了。实际上，在使徒行传中隐藏着很多这样的教会。想想保罗写《罗马书》，也就是说在他写书的时候，罗马的教会是已经存在的，而保罗也说的很清楚，他还没有去过罗马，所以罗马的教会显然不是他建立的。那是谁建立的？没有人知道，只有主知道。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测这些教会就是那些被神感动的门徒自愿传播福音的结果。

这样来看，这种福音传播也不能算是纯粹的“农村包围城市”，其实也可以是“城市包围农村”、甚至“农村包围农村”或“城市包围城市”。也就是说，这就是一种简单的福音的草根性传播，并不具有策略性。就好像是蒲公英，因着一些偶然的原因随风迁徙，降落在哪里，就在哪里扎根，就在那里传播。

中国历史中的“农村包围城市”应该说只是一个因为历史原因而造成的现象，它的深层次就是福音的草根性传播。

总结一下，如果从宣教策略上来说，应该还是按着保罗的策略更加合理，因为这样更具有操作性。而福音要取得成功，就是需要建立草根性传播，让每一个归信的人又能够继续的传递福音。只有如此，才能带来整体性的复兴。